談談樸讚鬱最近被美國編劇工會（WGA）開除會員的事。
爭議的核心，是圍繞《同情者》這部HBO出品的迷你劇。這部劇改編自越南裔美國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獲獎同名小說，由樸讚鬱和唐·麥凱勒共同創作，並擔任聯合劇集主管（co-showrunner）。
《同情者》
樸讚鬱不僅執導了該劇的前三集，還在全部七集的劇本上署有編劇名。這就是問題的源頭。
WGA認為，樸讚鬱在編劇罷工期間竟然還在繼續從事編劇工作，於是將其開除。
樸讚鬱
這事，沒那麽簡單。
根據樸讚鬱方麵事後的聲明，有一個關鍵事實是，該劇的全部劇本在WGA罷工開始前早已完成，並且劇組在罷工前很久就已經進入了拍攝階段。
然後2023年5月2日，WGA正式宣布罷工，持續了148天，直到9月27日結束。罷工的四個多月期間，所有WGA成員都被嚴格禁止為被罷工的公司（如《同情者》的出品方HBO）提供任何形式的「編劇服務」。
前麵說了，當罷工開始時，《同情者》劇組已經進入了後期製作階段，為什麽還會產生「編劇服務」呢？
理論上來說，還真會。
《同情者》
據樸讚鬱團隊的陳述，是在後期剪輯過程中，HBO方麵提出了修改劇中部分場景設定的建議。於是樸讚鬱和麥凱勒舉行了一次「頭腦風暴會議」，探討是否可以在不拍攝新的鏡頭、僅利用已有素材的情況下實現這些改動。
從樸讚鬱的角度，麻豆一区二区三区是以別的身份進行後期剪輯工作，幹的不是編劇活兒。
但就是這次會議，被WGA認定為違規。
WGA針對二人的調查，直到2024年12月才正式啟動，罷工已於一年多前結束。很明顯，內部肅清、以儆效尤的目的是最主要的。
案件隨後被提交給一個由WGA成員組成的審判委員會。該委員會認定，樸讚鬱和麥凱勒的違規行為其實是「無意的」，並且「源於在後期製作期間對其角色的誤解」。基於此，委員會建議僅對二人發出「非公開警告」。
如果這樣，那就沒大事兒了。
然而，WGA的理事會介入並推翻了審判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投票決定采取最嚴厲的懲罰措施：將樸讚鬱和麥凱勒雙雙開除出工會。
樸讚鬱和麥凱勒，選擇不上訴。樸讚鬱的理由是，他當時正忙於新電影《別無選擇》在韓國的後期製作，無法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去應對上訴聽證會。
他是「別無選擇」。
《別無選擇》
從公關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重大的策略失誤。因為他們放棄了上訴，WGA得以率先掌控事件的公開敘事，將二人定義為「工賊」。
2025年8月9日，WGA向其全體成員發布了一份備忘錄，正式宣布了開除決定。備忘錄中提到，正是由於二人未提起上訴，理事會決定應將紀律處分公之於眾。
於是，全世界都知道了，無人不感到驚詫。
三天後，樸讚鬱在韓國的製片公司Moho Film才通過韓國媒體發布了一份詳細的聲明，首次向公眾披露了他們的辯護理由，以及審判委員會曾建議從輕處罰的內情。
要理解工會的鐵腕裁決，要回到2023年的WGA大罷工去理解。這是一場關乎行業未來的生存之戰，編劇們麵臨著流媒體時代下不斷縮水的剩餘收益和人工智能的雙重威脅。在這場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鬥爭中，工會非常依賴超過一萬名成員的集體團結。
2023年WGA大罷工
任何個體在罷工期間為製片方工作的行為，無論動機如何，都會被視為對這條統一戰線的破壞。
WGA在公開聲明中反複強調，紀律處分的目的是讓成員對「他們對其他成員的義務」負責。所以工會必須表現出對任何形式的「工賊」行為的零容忍，不然，未來罷工誰還聽？
樸讚鬱也感到委屈，我並不想破壞罷工！
麻豆一区二区三区回到細節捋一捋。事件的核心爭議點，在於對「編劇服務」的界定。
WGA的罷工規則，有意識地采取了極為寬泛的定義。規則明確禁止的不僅是撰寫或修改劇本頁麵，還包括參與有關項目的會議、進行對話、修改、提案或討論未來項目等一係列行為。
樸讚鬱團隊承認舉行的「頭腦風暴會議」，無論其目的是否在於立即修改劇本，都落入了「有關項目的對話」這一禁區。
客觀來說，工會的定義確實太嚴苛，但為什麽會這麽嚴呢？站在工會的角度想一想，應該是它經過數十年與製片方的鬥爭後，形成了這樣一種戰略性防禦機製，否則，繞過去就太容易了。
《同情者》
曆史上，製片方常常試圖利用模糊地帶，將實質性的編劇工作重新包裝為「製片人筆記」或「導演調整」，以避開罷工規定。
因此，WGA的寬泛規則正是為了堵住這類潛在的漏洞，這勢必約束身兼多職的人的工作靈活性。
樸讚鬱和麥凱勒不是這次唯二被處罰的人。WGA的清理門戶行動，總共有七名編劇因違反罷工規定而受到處分。
其中，製片人羅馬·羅斯和導演愛德華·約翰·德雷克的案例，都可以為樸讚鬱事件提供某種參照。
羅斯辯稱她在罷工期間的行為屬於「製片工作」，但WGA的調查認定她參與了故事梳理和提綱修訂等編劇活動。
德雷克則聲稱他作為導演，隻是根據導演工會（DGA）的指導方針，對劇本進行了必要的微調。
盡管他們都提出了基於自身非編劇身份的辯護，但最終都被WGA投票開除。
羅馬·羅斯和愛德華·約翰·德雷克
這些案例表明，WGA一貫拒絕接受「我隻是在履行製片人/導演職責」的辯解。
這是工會早就劃定的明確紅線：任何WGA成員，無論其擁有多少其他頭銜，在罷工期間都不得從事任何與劇本開發和修改相關的討論或工作。
耐人尋味的是，明明審判委員會認為他們的違規行為是「無意的」且源於「誤解」，建議從輕發落，但理事會仍然推翻這一建議，並采取更嚴厲措施。
當然，就事論事來說，理事會並未越權，他們擁有高於審判委員會的權力。但究竟為什麽要這麽嚴呢？有必要嗎？槍口抬高一寸行不行？
我推測是因為，審判委員會比較側重於案件的具體細節和當事人的意圖，而更高層的理事會，考慮的是政治。
唐·麥凱勒和樸讚鬱
從政治上來分析，WGA理事會在罷工勝利後，其領導層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和成員的信任。在此時刻，他們需要通過果斷的行動來鞏固權威，並向所有成員以及未來的製片方傳遞一個毫不含糊的信息：工會的規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任何形式的違規都將麵臨最嚴厲的後果。
選擇樸讚鬱這樣享有國際聲譽的導演作為懲罰對象，其象征意義遠大於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這與其說是針對樸讚鬱個人的懲罰，不如說是對全體成員的一次政治宣講，旨在消除未來任何勞資行動中的模糊空間和僥幸心理。
但從樸讚鬱和唐·麥凱勒的角度來說，他們的確值得同情。
他們的行為，跟從頭撰寫或大幅改寫劇本的「工賊」行為有本質區別。
樸讚鬱說得明白，他們的「頭腦風暴會議」，隻不過是想看看新的劇情設定是否可以基於現有鏡頭來實現，所以本質上這是「剪輯」工作，而剪輯不構成編劇，因此在WGA規定下，該被允許。
公說公有理。
這觸及到了好萊塢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問題：在現代影視製作中，尤其是在劇集主管負責製下，各項工作的界限是模糊且相互滲透的，很多時候根本無法區分某個行為的性質是編劇，還是導演，還是剪輯。
因為一個劇集主管或導演在後期製作中的職責，天然地包含對敘事節奏、場景邏輯的最終塑造，這不可避免地觸及到故事層麵。
審判委員會建議從輕發落，說明至少有一部分同行，能夠理解身兼多職者麵臨的困境和角色模糊性。
《同情者》
樸讚鬱到底冤枉嗎？
我的看法是，從技術層麵看，他的確違規了。
舉行「頭腦風暴會議」是客觀事實，那無論內容是什麽，都無法繞開WGA條文的寬泛約束，踩到了紅線。因此，這的確是技術性的違規行為。
但是他們的違規行為是否出於故意？
應該不是，他們不是想蓄意破壞罷工的「工賊」，隻是誤解規則造成了過失。
那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麽嚴厲的懲罰適當嗎？
開除會籍是工會所能施加的最嚴厲懲罰，相當於行業內的「職業死刑」，將導致創作者無法參與絕大多數在美國製作的、受工會保護的項目。
換言之，樸讚鬱目前失去了在好萊塢主流影視項目中擔任編劇的資格。
將如此極端的懲罰，用於一次被內部委員會認定為「無意」和「誤解」的技術性違規，顯然是極不相稱的。
這件事暴露了好萊塢體製內的幾重結構性矛盾。
在當代好萊塢，多重身份者並不少見。他們很容易陷入好萊塢傳統勞工體係的製度性衝突。
因為好萊塢的工會體係，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上的，WGA、DGA、PGA等各自為政，擁有獨立的規則和管轄範圍。
當罷工發生時，這種分立的體係便會給多重身份者帶來無法調和的身份衝突。例如，一名同時是WGA和DGA成員的導演，在WGA罷工期間，作為DGA成員，他/她仍有合同義務履行導演職責。
如果他們拒絕執行某些模糊地帶的工作，是否會被製片廠控告違約？
《同情者》
其次，好萊塢正前所未有地依賴並擁抱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正如樸讚鬱和奉俊昊。然而，這些國際創作者在進入好萊塢的同時，也必須迅速適應一套獨特的、高度本土化的美國工會製度。
這套製度經過數十年演變，積累了大量過於複雜，甚至在文化上難以被外來者完全理解的規則。
諸如簽約製片公司隻能雇傭工會成員、不同工會間犬牙交錯的管轄權劃分等概念，並非全球通行的行業慣例，它們是「美國國情」。
對於一個主要在其他國家進行創作的導演來說，對這些規則產生「誤解」簡直難以避免。
而工會係統自身，也早已演變為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很多時候，這不過是政治的一部分。
政治，無處不在。